四川绵阳，梓潼县境内的长卿山西麓层林如盖。数十年前，大名鼎鼎的核武器研制单位“绵阳九院”就掩映在这片密林之下，代号九〇二。后来九院搬离大山，其旧址逐渐被开发成一个红色旅游景区，有了两弹城这个更加直白的新名字。当然，从绝对保密到开门迎客，这里面有太多的故事可说了。 

缘起：九院开进山沟沟

九〇二基地建设于20世纪60年代，占地1000余亩，仅现存建筑就有160余座。在当年那样艰苦的条件下，如此规模巨大的秘密建设背后，必定有着特殊而重要的原因。

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有核国家对我国的核威胁、核讹诈一度十分猖獗。比如，当年志愿军入朝作战时，美军将领麦克阿瑟就曾建议在中朝边境炸出一个“辐射区”；1953年，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面对美军在朝鲜战场的节节败退，下令将装有核弹头的导弹运至日本冲绳，妄图强迫我国“低头”；1954年，美国又同蒋介石签订《共同防御条约》，提出假如台湾海峡“安全受到威胁”，他们有权使用原子弹……

事实正如毛泽东所言：“在今天的世界上，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，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（指原子弹）。”为此，党中央加快推进对相关领域的探索，于1955年1月正式作出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和研制核武器的重大战略决策。随后，专门负责相关理论运算和基地建设的二机部九局（九院前身，后定名为北京第九研究所）成立了，一系列前期准备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。1958年8月起，因实际工作需要，相关力量陆续转移到青海金银滩，在那里建成了我国第一座核武器研制基地（试验基地在马兰），为了保密，对内称九〇一基地，对外称国营221厂或国营综合机械厂。在这片贫瘠的高原土地上，无数科研工作者和干部、工人、解放军战士艰苦奋斗，圆满完成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研制任务。

但就在相关工作紧锣密鼓推进的同时，国内外形势再次发生重要变化，特别是持续恶化的中苏关系，使我国必须做好最坏的准备。1964年5月，中央工作会议明确提出“积极备战，把国防工业建设放在第一位，加强三线建设，逐步改善工业布局”，而核武器研制基地作为国防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自然也被纳入三线建设的范畴，准备再次转移。二机部为此派出3个勘探小组，对川贵两省进行全面考察，当时的要求有三点：一是研究机构要靠山、重要工程要进洞，有利于隐蔽和保密；二是工厂要分散，尽量少占农田；三是生活区尽量靠近小城市，充分利用当地的电力、水源和交通勤俭办事。梓潼一带正好具备这些条件。

按照代号的顺延，新基地被命名为九〇二。1965年9月，九〇二基地正式开始建设，原221厂人员分批入川。其中，大部分人出发时并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。据原九院设计部技术员黄秀峰回忆，当时他们按照安排在火车站等待，不久来了一列火车，但火车头扔下几节车厢后就开走了，直到他们上车，车门再次关闭，才感觉到有新的火车头挂上了这几节车厢，沿途车厢除吃饭外并不开门。这趟特殊的旅程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往昔：深山里的沉默岁月

九〇二基地的具体工作情况至今仍没有完全解密，但这并不影响人们感受它的历史氛围：今天的两弹城里，大礼堂、图书馆、办公大楼、将军楼等颇具岁月感的红砖墙建筑错落在山地之间，除有极个别的几条大道外，彼此只以小径相连，十分静谧。其中一幢名为“情报中心”的双层建筑，墙壁很厚，内墙中铸有一种特殊材料，能够防范电磁类攻击，游客走进去，手机信号会肉眼可见地变弱。还有一条直通山体内部的巨大防空洞，洞内还保留着当年的各类标语。这一切都散发着严肃紧张的气息。

而考虑到九〇二基地的涉密程度极高，再严格的管理也不为过。据统计，从1964年10月16日试爆首枚原子弹到1996年7月30日宣布暂停核试验，我国开展的45次核试验中，有22次的前期精密研究工作是在梓潼完成的。在这里，核弹实现了武器化，形成了真正的战略威慑力量，新一代核武器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。

为了确保这些核心秘密的安全，九〇二基地实施保单位地址、保隶属关系、保事业性质的“三保”政策。这里的对外“地址”仅是一个信箱（邓稼先在此工作期间，其妻许鹿希面对亲友的关怀，便说“他到信箱里去了”），不得已需要出现在公众视线中时，就使用“国营曙光机械公司”“总字819部队”“国营九〇二厂”等名称，如被问及所属什么行业时，最多能说到是与机械生产相关的。

至于基地附近，安全保密工作更是滴水不漏。为图隐蔽，周边的不少厂房外墙都被刷成了黑色，有的还在外围修建了土墙，远远看去俨然与山地融为一体。科研区用围墙、铁丝网隔离，所有的科研生产人员虽均经过严格政审，出入仍必须出示特定的通行（出入）证，且这些通行（出入）证做了区分，持有者大多只能进入特定区域。同时基地规定，凡有关科研生产保密事项，必须记录在保密本上，专人专用，如有丢失，使用人将承担严重后果。科研会议也有严格的保密规定，均使用代号，参会人员佩戴证件，出入有武警验证，发放文件全部登记并及时收回。这种管理办法放在今天看都是比较完善的。

总而言之，九〇二基地的方方面面都贯穿着保密原则。与之相应，九院人与保密工作的故事数不胜数。从邓稼先、于敏、王淦昌等“两弹一星”元勋的隐姓埋名投身科研，到一对恋人同时来到基地却彼此不知，直到有一天在湖边相遇才“真相大白”的“情人湖”传说，再到寄信、探亲、交友这样的小事，每个人的回忆都或多或少留下了保密的印记。然而，即使被“细致到头发丝”的保密制度管理着，即使工作、生活因此变得稍有不便，他们仍然甘之如饴。一位老同志这样说道：“山沟里的九院人一心扑在工作上……我们认为工作就是应该这样干，踏踏实实、勤勤恳恳、认认真真地完成国家的任务。”

后来：两弹城开发背后的那些事

在“与世隔绝”了20余年后，部分九院人终于走出了大山。1983年9月，国务院、中央军委批准九院建设布局调整，相对集中于城市，新一轮迁移开始了。基地旧址成为地方资产，由梓潼县负责管理。

2013年起，县委县政府先后投入4000余万元专项资金对基地进行开发，新建了“两弹历程馆”“三防教育馆”，对邓稼先旧居、李英杰旧居等进行了保护性翻修和展陈布置，还建成了以爱国主义宣传教育为主题的展览馆。通过广泛征集，邓稼先等著名科学家的生活用品以及各类钻床、砂轮机、光学测量仪等珍贵文物回到了基地。

对于当地保密系统来说，还有一个问题在于，这里有很多与保密工作相关且具有唯一性的历史资源亟待挖掘。这也是其他一些地区开展相关工作时面临的重要问题。近年来，各地保密系统越来越重视对本地区保密工作史的挖掘整理，一大批与保密有关的场所、地点浮出水面。囿于各种原因，有些场所、地点得不到很好的保护、开发和利用，有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被时间所湮没。如何充分发挥这些保密文化遗迹的教育作用，可谓一个需要各级各部门共同考量的深层次课题。

原文链接：从九〇二到两弹城——一处保密文化遗迹的前世今生